马场道上的街景
以下不再以马路的顺序介绍，这些洋楼都是五大道里面的，大家随便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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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太监小德张的旧居
“文治”总统“解甲归天”
徐世昌是北洋政府中唯一的文治总统，其牛津道寓所，建于1927年，具有鲜明的英式别墅特色。徐在此寓所多次接待过好友严修。徐平时在二楼书房著述、绘画、写字、吟诗。他乐于在住宅空地开畦种菜，自诩“解甲归天”，拍成照片，题名“退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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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先生的故居。
民族资本家王仲山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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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幸福延长线 于 2006-11-4 21:29 编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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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曾沦为多国租界的天津市“五大道”地区，以其保存完整的外国风格建筑而吸引了众多游客目光。现在，这里又增添了仿欧式游览马车，人们可以乘坐其上穿梭于小洋楼群中体验异国风情。
享有“世界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天津市“五大道”，建筑风格独特，一道一景，一楼一色，集聚了世界建筑之精华。天津在多次“危改”中，不仅没有把它们破坏掉，反而投入
大量资金进行维修和保护，让“五大道”光彩依然。
日前，仿欧式观光马车在津门“五大道”一亮相，即引起市民和游客的关注。据介绍，黄金周里试运行的马车以英国女皇乘坐的马车式样为设计基础，并结合了荷兰旅游马车的设计样式。此外，马车使用的马匹个头高大，都是纯种良马。
马车试运行的游览路线基本上包含了“五大道”的全貌，沿途要经过民园体育场正门、重庆道、昆明路、常德道、衡阳路、大理道、昆明路、睦南道、香港路、重庆道、新华路、洛阳道、湖南路、民园体育场正门，全程约需1小时。
五大道所体现的是天津这个城市骨子里的气息。虽然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出天津的地域文化，但无疑，这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天津城市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而天津的人口聚集在天津城市的发展过程以及文化形成过程中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代天津人口有两次大的聚集过程，一次是在明永乐初年天津建卫设城后，调有官、军二籍充实城卫，这些人在天津定居后，繁衍后代，构成了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部分。另一次是在清代康雍年间。这源于天津城市经济的发达，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口来这里定居。
近代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天津城市人口发展的高峰期。在20世纪后的20多年内，天津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经济职能迅速增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日趋完善和发展，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促使天津城市人口的剧增。1925年天津市区人口超过百万。
大量迁移人口的到来，也给天津带来了各地文化，使得天津的社会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都极为复杂。天津原本的传统文化根基因为大量的迁移人口和港口地理极易受到冲击，并不深厚。天津近代的城市文化更是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特点。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互相冲击、渗透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乡村文化与市民文化互相融和的产物。租界这个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到本时期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际。尤其是民国以后，租界内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租界与华界的进一步结合以及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西方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就传统文化而言，尽管天津的传统文化基础并不十分深厚，但是直到本世纪为至，它对城市文化结构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文化影响。20年代，频繁来往于天津的清遗老遗少和军阀们便是传播这种文化影响的一个主要媒介。另外，来自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农村的大量移民，使内地乡村文化随之不断汇入城市，并逐步演变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纷纷出现，或流行于一时，或存在于一隅，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复杂结构。新文学与通俗言情、武侠小说并存，话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虽然存在，但观众甚少，而同时，各种各样的改良音乐也不断出现，如将经过修改的昆曲做为新式婚礼的专门乐曲，用丝竹乐队演奏西洋音乐……总之，近代天津音乐文化的特征是多种形态并存，相互渗透、影响。这也恰如当时的天津文化一样，多种形态、多种理念并存。
五大道和小洋楼是天津的“城中之城”。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影响，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天津开埠以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天津建立租界。早期天津洋楼，是学香港和印度的结构和造型，用中国建筑材料建筑成砌体的。紫竹林教堂、望海楼教堂、大清邮局等都是这种“洋楼”的代表。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英国和各国商人纷纷在当时法国打通的 “中街”和英国的“维多利亚路”两侧建筑洋行、商店、旅馆及其它公共建筑。汇丰银行大楼和开滦煤矿大楼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近代中国几多峥嵘岁月，几多铁血纷争，几多战火硝烟，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清王朝覆亡了，清室的遗老遗少们来到天津；北洋军阀江山轮流坐，大大小小的政客们携家眷也来到天津租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任何势力都不可能也不敢把触角伸到外国租界，于是这里便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安全岛”。而他们所建的花园别墅和西式住宅，便被统称为“天津小洋楼”。
但在实际上，天津那么多小洋楼的主人中洋人却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是中国人出资盖的，其中商人、企业家并不多，最多的是倒台的皇族，下野的总统，失势的督军，落魄的官僚。这些人从全国各地携巨资来到租界，盖起了洋楼，虽然失去了天时，但总算占了地利，交通方便，可进可退。而这正如时人所评论的：“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从小洋楼昔日的社会身份来说，它为上层社会所拥有。由于小洋楼的地带——租界的权利独立于皇权之外，它便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活动与隐私，填满了这里的各种各样曲折而美丽的建筑里。这些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许多都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棋子。
从建筑意义来讲，各种各样的小洋楼本身就是一座“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些小洋楼的建筑风格从古典复兴式、罗曼式、哥特式、巴洛克风格、新艺术派、折衷主义、摩登式，直到当代后期摩登主义，依稀可辨，又都带着天津味儿。由于多国租界并存，天津的建筑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如袁乃宽奥租界金汤二马路宅邸，其建筑风格具有尼德兰建筑的特点，角亭又吸取了意大利建筑特点；载振英租界39号路的“庆王府”占地七亩多，共有房120多间围绕着中央大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檐用中式青砖砌筑，楼房四周设有西洋列柱式回廊，富有欧洲风味。大楼东面的小花园，有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六角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