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事件（或高雄事件、當時統治者稱其為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是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紀念日在台灣高雄發生的一場遭到國民黨蔣經國政權暴力鎮壓的民主運動，為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民眾示威運動，其對台灣的現代歷史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對往後台灣社會邁向民主、自由、人權有著重大影響。
197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人權紀念委員會」以此申請集會。11月30日正式向高雄市第一分局提出申請，要求在12月10日下午舉行遊行活動，但一直都未獲批准。在多次嘗試失敗後，黨外人士決定依原定計畫在高雄舉行遊行。
12月9日，人權日的前一天，執政當局以將舉行演習為由，宣佈將在次日禁止任何示威遊行活動，實為針對《美麗島》可能舉辦的遊行活動進行監控。當日，兩名《美麗島》的義工姚國建和邱勝雄，在發傳單告示次日活動時被警察逮捕，並遭到毆打、刑囚。《美麗島》工作人員在得知消息後立即前往警察局要求放人，一直到次日凌晨，兩人才被釋放。這次的「鼓山事件」引起公憤，也使得一些原本並未計畫參加12月10日遊行的黨外人士，也立即前往高雄，準備參加遊行。
12月10日人權紀念日傍晚時分，來自美麗島雜誌社各地服務處的成員和支持者搭乘遊覽車相繼抵達高雄。正副總指揮施明德和姚嘉文則在辦公室規劃遊行路線。下午4點多，黃信介自台北搭火車南下，當火車抵達高雄車站時，黃信介與南部警司令常持琇交談，常持琇答應黃信介的請求，提供演講場地，以避免衝突事件的發生。
晚上6點，遊行隊伍出發，現場開始分配布條及火把，常持琇與黃信介隨即抵達現場，但同時常持琇的帽子卻被民眾打掉，常持琇一怒之下改變方針，拒絕出借場地，並下令出動鎮暴部隊。由於原定集會地點「扶輪公園」已經被封鎖，遊行隊伍只能臨時改變集會地點，即現今新興分局前，中山一路與中正四路口的大圓環。在到達後由黃信介首先發表談話，但很快整個大圓環就被鎮暴警察包圍。演講完畢，黃信介同總指揮施明德與姚嘉文出面與警方談判，要求警方允許他們在原定地點集會到晚上11點，並要求撤回鎮暴部隊，讓警察可以到現場維護秩序；但副司令張墨林向上級請示的結果卻被全數駁回。
晚上8點半，鎮暴警察在遊行現場開始噴射催淚氣體，現場民眾開始騷動，由大圓環移向中正四路，在南台路口的封鎖線前方與憲警爆發嚴重衝突，雙方均受傷慘重。當民眾衝破第一道封鎖線時，施明德要求群眾撤回服務處，但現場已經完全失控，群眾繼續衝撞高雄市第一分局，當時人數粗估約10萬人。後來民眾退回服務處，張俊宏見現場氣氛稍息，站上宣傳車要求迅速解散，但眾人仍留在現場傾聽呂秀蓮演講。黃越欽立即與常持琇交涉，要求先行撤離鎮暴部隊以勸退民眾解散，但常持琇堅持先行驅離民眾，談判陷入僵局。
晚間10時左右，裝甲車及警隊聚集於中山一路，釋放催淚瓦斯，鎮暴部隊同時手持盾牌逼近行隊伍，在場民眾還以石塊及棍棒攻擊，雙方更發生更大規模的衝突。直至半夜民眾才逐漸解散。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一次歷史儀式，通過了這場莊嚴的儀式，台灣社會在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都產生劇烈的影響。 首先在政治上的改變最為明顯，台灣逐漸擺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從黨外到突破黨禁組黨，從戒嚴到解嚴，言論自由媒體開放，萬年國會到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民主、人權、自由和主權的價值在台灣成為人民前僕後繼努力的目標，推動台灣社會從威權獨裁的白色恐怖時代，邁向民主化時代，在華人社會中建立了第一個民主政體，也成就華人社會中第一次和平民主的政權轉移。 昔日獄中的受難者，領導民進黨一步步邁向執政，然而卻是由辯護律師世代全面接班掌握政權。
